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
发生沉痛历史教训的场景我辈仍历历在目，因此，必须在思想解放旗帜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因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种误解就是资本与国家结合滋生出来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前段时间不得不那么做，因为越南、菲律宾都在造岛，中国也不能不造。西方之所以总是对一带一路和走出去产生误解，是因为西方是私人资本的走出去，但中国资本走出去大部分靠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被他国认为是政府的一部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是经济项目，但也会带来政治结果，如缅甸的密松水电站。（薛：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是否有利于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落实？） 当然不利于一带一路的推进。一带一路出台也是基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考量。
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缺口巨大。走出去的三个阶段也很明确。在平台的推动下，出现了分享经济、零工经济、众包、众筹等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位中科院学者所发现的情况，可以被看作是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对索洛悖论的又一次重新发现。再次，数字经济还会带来思维方式的改变。恋爱最珍贵的纪念物, 是你留在我身上的,如同河川留给地形的,那些你对我，造成的改变。基于以上分析，他给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现阶段不应将数字经济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应更多地依靠传统产业来拉动经济。
台湾艺人蔡康永曾说过一段话：恋爱的纪念物,从来就不是那些你送给我的手表和项链, 甚至也不是那些甜蜜的短信和合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看对GDP的贡献，那么上网费的贡献绝对是在不断下降的。
于是索洛不禁感叹到：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只有在统计数据中例外。所有这些，都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通过一种平台的组织，就能轻松获取到。百货已经可以被用来形容商品的琳琅满目。可能的测算之路 在知道了现有统计存在的问题后，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测算数字经济贡献的新思路。
在书中，他不无忧虑地写道，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在不断下降，所谓的数字经济革命带来的增长，远不如上世纪初的电气化革命。在工业时代，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很大——从总体上讲，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可以被价格度量的经济活动，占据了总体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因此，GDP大体上可以刻画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在OECD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出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框架。在经济史上，索洛的这一发现被成为索洛悖论。
我们已经不用信件，但email的效率却要比信件不知道快多少。那么，关于索洛悖论，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正在发生的数字经济革命究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还是一场虚幻？我们即将面临的，究竟是新的经济繁荣，还是长期的停滞呢？数字经济又到底能不能成为未来经济的重要动力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间接贡献指的是数字技术对其他部分所带来的产值增量贡献。如果我们要统计伊甸园的GDP，那毫无疑问就是零。
而现在，只要你打开淘宝或者京东，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甚至亿计的商品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先看市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被计入GDP。数字之外 截止目前为止，我们的探讨还是如何用数字来度量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最珍贵的纪念物, 是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如同河川留给地形的，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造成的改变。如果对各国数字经济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做一些简单分析，更是不难发现这两者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甚至在一些国家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木心先生有一首诗，叫《从前慢》。
数字经济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它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本产业产值的提升上，更反映在对其他产业的生产率提升、产出增加上。自从这一悖论被发现以来，经济学家们似乎总能不断挖掘出支持这一悖论的证据。
相比于其他两个方面，福利改进是比较微妙的。而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网络思维、连接思维已经悄然植入了我们的大脑。
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产业蓬勃发展，被认为对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如果套用这个逻辑，我们或许可以说，数字经济的纪念物，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软硬件投资，甚至也不是那些只能用数字表达的GDP和TFP。
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在我刚接触网络时，上网绝对是一件奢侈的事——去网吧包个夜要花上好几十块钱，这在当时的收入条件下，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但由于一切都太富饶了，所以都不用花费代价去获取，换言之，所有产品的价格都是零。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索洛测算计算机的贡献，还是后来的学者测算数字经济的贡献，他们所依赖的数据都来自国民经济核算，关心的重点都在GDP上。
他指出，从历史数据看，作为数字经济载体的信息通信产业（简称ICT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远不如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听起来很感人，但如果我们抛去诗中那一层含情脉脉的面纱，得到的就是一个并不美好的过去——缓慢的交通、恶劣的通讯，巨大的交易成本，并不便利的生活。
首先，数字经济会带来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尽管这套由诺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于上世纪中叶提出的核算体系能比较好地适应工业时代的统计要求，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在众多的发言人中，一位来自中科院的学者令我印象深刻。当然，关于数字经济的贡献，尤其是福利改进的度量，学者们还在不断地进行探索。
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有很多不同。再看价格，只有那些在市场上能卖出价格的产品，才会被统计到GDP当中，否则就不会被计入。这种方法的灵感来自于已故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经典论文《时间分配理论》。在这篇论文中，贝克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时间是有价的，人们可以用它来赚钱，也可以用它来消费。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投入产出法计算出ICT产业对其他产业的乘数后来估算这部分的数值。在传统经济下，我们要购物就要出门，要交谈就要见面或者电话。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要注意，一是市场，二是价格。因此，并没有证据表明数字经济提升了中国的生产率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过类似的种现象。于是索洛不禁感叹到：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只有在统计数据中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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